妹姐姨妈，家里排行第二，生了四个女儿。
这在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非常难得。
根据结果，可以反推出姨丈家还是有一点旧思想，渴望生儿子，而为了生这几个女儿，必定四处躲避吃了很多苦——那时的巨额罚款不是普通农村人交得起的。
我在饭桌上偶然听进去几句大人们聊过去的事情，能总结出一个当年事的大概来。
当年的妹姐姨妈长得白净微胖，圆脸俏鼻，十分可爱迷人，与姨丈算是郎才女貌，从旧照片上可见一斑（虽然我并不觉得姨丈长得帅，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）。不论其他，单论婚后生活，也算幸福和美。
1991年，妹姐姨妈诞下大女儿胡英华。
也许是鉴于家中长辈的施压，第二年，妹姐姨妈也顺利怀上了第二胎。当时的政策是要隔四年才能生第二胎，否则要罚款。上村口那时有个叫杜伟的人，懂一点中医，看胎儿性别也很准确，妹姐姨妈就去找他把把脉。如果怀的是女儿，打胎也不是不可以，归根结底只是想要个儿子罢了，不必要为了女儿承担巨额罚款。
杜伟看了后，信誓旦旦地说这胎必定是男孩。妹姐姨妈和姨丈欢喜极了，罚款就罚款吧！
那时姨丈还没有在水厂做（其实是后来外婆结识了意姑，意姑的丈夫是水厂厂长，这才引荐进去的），家里投了一些池塘、田地来耕作，妹姐姨妈的家公出工资给儿子儿媳帮家里干农活，有时骑小三轮拉菜去远一些的集市上卖。总体来说，家里条件算不得很好，但是对儿子的期望高于一切。
为了给这个未出生的儿子提供更充足的营养、更好的环境，妹姐姨妈出了江门，到舅父家里住。娘家人也替她高兴，在预产期快到时，舅父他们还给请了辆大巴车，打算用来接妹姐姨妈和她“儿子”回上村。1993年，胡琦珊表姐在妇幼保健院出生，咯咯咯地笑着哭着，坐着大巴风光回家，却让她家交了罚款，父母空欢喜一场，杜伟中医大跌眼镜。
（其实这里有个疑问，外婆看胎儿性别准确多了，那当时为何要找杜伟呢？说明那时外婆还没有掌握现在的技能。）
妹姐姨妈很快又怀上了第三胎。同样不够间隔，而且第三胎就属于“超生”了。那时计划生育风声很紧，传闻查的极严，什么强迫带环，罚巨款，交不上的强制打胎，某些地方不服从者还会被强行关押。
幸好传闻的地方不在上村。但是妇联、村干部们还是非常敬业尽责地天天到各家搜查，一旦发现就停水停电封屋子。“间隔不够”和“超生”两笔罚款加起来可不是一个小数字，但是对于儿子的渴望让他们选择性忽视。妹姐姨妈不在上村住了，不然会连累家婆家公（当时住在一起，而妹姐姨妈的小叔小婶住另外一处）没有水电用。她逃到了横村，和我外婆、大姨妈和她的三个孩子、妈妈、五舅、鳯姨等一大堆人挤在一个小出租屋里养胎。
某天五更，妹姐姨妈突然喊肚子疼，五舅立刻背着她骑自行车去塔江那边一个旮旯里的小医疗站——不敢去大医院，因为还怀着躲避计划生育罚款的侥幸心理，在那个医疗站里由姨丈的叔婆帮她接生。熟人好办事，自家人帮忙隐瞒一下不是什么难事。天色未亮，小婴儿就呱呱坠地了，她的母亲却再次失望，还是一个女儿啊！
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三表姐胡琦蓝暂时没能上户口，成为了一个“黑户”。
姨丈开始边帮家里干农活，边闲时骑摩托车出去接接客，努力赚多些钱，为了交上罚款让女儿能早日上户口。其实到工厂里打工赚钱要更多，但是工厂查得严，被发现超生了就会拉去结扎。
三年抱俩，妹姐姨妈很快又怀上了第四胎。尽管各种躲避，姨丈还是被抓去结扎了，丈夫结扎了妻子就不用带环了。
这是最后一个生儿子的希望。胡家人根本不理会那么多了，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置之不顾。1997年，茵慈表姐降生。儿子的愿望自此破灭。姨丈和其家人也信命了，屈服了。命中注定就是女儿，有什么办法呢？
之后，因为家里钱不够，以年末分红充交罚款，不知道扣了多少年，才终于还清了计划生育的罚款债务，四个表姐也都顺利上了户口。
就这样，胡家集齐了四朵金花。五舅常常开玩笑道，为什么不取名“梅兰竹菊”呢？刚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