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谢鹏到小车班门口等李刚，一般李刚都会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十五钟，把车子开出来开到指定的地点。
谢鹏住单身宿舍，跟李刚说好了就在车库门口见面，可这一天，他左等没来右等没来，他使劲敲车库的门，也没人响应，时间已经到了八点，办公楼里上班的职工都陆续出现了，谢鹏一看过了点，就到办公室找主任说了情况，办公室主任说，“李刚很少出现过这种情况，看来给矿领导买的第一批传呼机，也得给他加上一部，这能方便找他，今天还有一台面包车不出车，我把这台车调你们用了，不过他们明天还要去彭城出发，你们今天晚上再晚一定也要赶回来，不能在周矿长那里留宿。”
面包车的司机小丁没去过运河县，过去的时候又绕了不少冤枉路，等谢鹏和两位记者赶到西柳村时都已经过了中午，见到周矿长时看到他脸色苍白，他解释昨夜跪了大半夜的灵，没太睡好，上午又跪了半天时间，是有些累。
见到北京来的大记者，周树海十分高兴，几个人在堂屋里开始做采访。
周树海把他原来在屋子里的记忆，离开西柳的经历，南滩要饭差点死掉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讲给两个记者，让记者激动地不住的咂嘴，不停地说周矿长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小说嘛，一位记者问道做从最底层的工人做到矿长的感受时，周树海想了想说“我从炊事员干到攉煤工，又干放炮员，一步步干起，干到区长，综采办主任，最后干副矿长，矿长，没想到自己能走到这一步，这一步步走来学到了很多东西。”
“原来干具体活，就盯具体的事，别说多一尺少一寸不行，一厘一毫都不能差，就跟我刚开始做炊事员的时候发面一样，多少面，放多少酵头，还要配多少碱，碱放少了馒头酸，放多了发黄，发不起来死性，这些量上不能差，再盖多厚的被子，发多长时间，这些都有讲究，只有火候把握好了，这个馒头蒸的才好吃。可干领导的活，也是个火候，不过这就不能光盯一个点了，要看大面上，整体是怎么样。原来做普通职工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，刚管人的时候也不懂，拿着条条框框硬杠，杠久了杠不赢，琢磨，发现有些东西不能松，但有些可以灵活的就灵活一点，工人们愿意干积极性高了，就出活，结果就好。那再干活的时候要把上下左右都看清楚，不能落，落了就可能会出问题。“
”再比如，煤矿生产上，安全要抓，生产效率也要抓，这有时候就有矛盾，咱职工收入要上去，还得给国家上交利润，跟地方上的工农关系还得处理好，处理不好附近老百姓都恨矿上的，那矛盾就大了。这个时候在局部的时候就要有侧重点，有些时候强调这些个，有些时候强调那些个，不同的时间上，强调的也不一样，这两年强调效益，那放在文革时期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就不合适了。当然，做领导有些时候就得得罪人，不得罪这些就得罪那些。咱现在解放这么多年了，身边大都是好人，碰到极个别的害群之马，那要清理出去。”
谢鹏讲“周矿长的意思做领导要得罪人了？”
周树海说“是这个意思，咱老书记也讲了，该得罪人时就得得罪人，他说过做领导有些时候要有‘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’的气魄。只要为了工作，为了大面上，得罪人也是为他们好。尤其是在咱煤矿上，煤矿工人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，但朴实好管，你给他讲太多大道理他听不懂，你就叫他做他该做的事，该吓唬的时候吓唬，想想咱不也是被爹娘吓唬长大的，爹娘吓唬咱还不是为了咱好。工人们毕竟想自己的利益想的多，看不到全面的东西，你也给他讲不清全面的东西，管的时候直接一点没问题，不过碰到明白人，那吓唬不管用，你就像我那些戴眼镜的大学生朋友，一个个斯斯文文的，刚到矿上的时候吓唬还管用，现在你再用这办法管他们，不行了，一个是大家要把话说清楚，把理讲出来，在有些时候，你得顺着他，他们觉得自己能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让他们感觉是他们在主事儿，这样矛盾就少了。但你让他们去管咱普通工人，他们的办法太软了，太条条框框，太书生，管不好，就得从基层干起来的能管好。”
“我原来也文化水平也不高，后面虽然有一个电大文凭，实际上就是初中生的水平，不像我那些戴眼镜的伙家们，会讲很多大道理，我就觉得把生产搞好，安全抓好，矿工们的生活水平要提高，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嘛，咱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煤矿，是人民当家做主人，小谢是人民，我也是人民，所有的矿工都是人民，老书记从建井开始就在辛屯，三十年，也还是人民，你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大记者，也都是人民，不同的岗位，不同的分工，做一个领导，就是要把大家伙团结起来，一心一意把煤矿搞好！”
谢鹏讲，“我来到辛屯，听说文革时，周矿长被冤枉差点枪毙了。”
周树海嘿嘿一笑，说“我原来有一个特嫌的帽子，前两年才摘掉，那年陪着枪毙了一次，人嘛，总是有个七灾八难的，但也要往前看，老盯着过去不放，这事不就走不出来了！小谢还年轻，要做领导就得能吃得住气，这些年咱们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好嘛。”
讲到这里，谢鹏不由自主地鼓掌，说，“周矿长又跟我们年轻人上了一课，讲得太好了，也指明了我以后在辛屯工作的奋斗方向。”
两位记者也记得非常兴奋，连连点头，都说周矿长是一线成长起来的干部，讲的真实生动，很实在！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大空话，这个采访确实值。